2019，请再爱我一次-吴悦风的财新博客-财新网

和8谐音“发”这个暴发户数字不同，9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吉利数字。

在古代，9为阳数的极数，即单数最大的数，于是多用九这一数字来附会帝王，比如“九五之尊”、“九鼎”、“九卿”、“九品中正”等等，就连紫禁城的房屋也是九千九百九十间半。

过去的1989、1999、2009年，都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转机之年，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甚至早在1862年就提出了大名鼎鼎的朱格拉周期：“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”。

其实，九也和“韭”同音，客家孩子启蒙都要食韭菜，以表达对9的重视和喜爱。客家山歌曾唱到："燕子含泥过九江，妹子送郎出外乡，九月九日种韭菜，两人交情久久长”。可惜的是在股市里，“韭菜”往往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寓意。

2019年，同样裹挟了我们这些普通人。

（一）

我从来没想过，会以这种方式接到高中学弟张磊的电话。

电话里的他，声音沙哑，说话一断一续，仿若瘫躺在枯竭池底的鱼儿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在几句不着边际的寒暄过后，他问道：

“风哥，你认识的人多，那边……是不是认识管上市公司的朋友？或者上市公司里面的人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，连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，张磊沉默了半天，然后告诉我，他被骗了，被骗走了所有的积蓄，这里面甚至包括他准备结婚用的礼金和同乡亲友的钱。

“我觉得我完了”，这是张磊在讲述他的经历中，反复重复的一句话。

张磊是我们当时同龄人里的天之骄子，他就读于当地最好的高中、最好的班，在班里的成绩也是非常靠前的。

张磊所在的快班或者说尖子班，当时在全国各地中学都普遍存在，名气更大一些的，是北京的“八少八素”和“人大附早培”。但是，我们高中的这个班有点特殊，它叫——“农村班”。

这里没有丝毫歧视的意思，之所以叫“农村班”，是因为这个班里的学子，都是从我们所在地级市市区以外的其他区域，包括县级市和村镇一级里拔尖选出来的，学习成绩最为优秀的一批学生。

每一轮期中期末考试，“农村班”从来不和我们普通班比成绩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可比性，班均分都能差20多分，在高考时是省内大几千名的差别。

张磊后来顺利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，不过家境普通的他，希望增加就业的筹码，又一路读了本校硕博，最后顺利地通过了公务员考试，入职了上海一个相对没那么热门的机关单位，还拿到了上海户口。

精打细算、踏实勤奋，这是身边人对他的评价，也是张磊能走出农村扎根上海的基石。

直到他遇见了未婚妻，从而对金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以后。

上海的房子贵么？很贵。贵到什么程度？贵到拿死工资的张磊不敢想象自己如何才能在上海买的起一套房，结婚生子，落叶生根。

根据张磊和我的叙述，在毕业后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理财，里面也包括了P2P。所幸的是，谨慎细心的他一直没有踩雷，往往在一些平台出现迹象之前就幸运的全身而退。

这使得张磊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，而上海房价在2018年底更是出现了罕见的明显回调，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上海二手房价2018年12月出现了-2.7%的同比回落，为近5年以来的首次，张磊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曙光。他和家里人商量了下，把原本打算用来当作彩礼和置业的钱，都要了过来。

金额其实不大，几十万而已，但这已是张磊这一方所有的积蓄。

一向谨慎的他，突然第一次有了搏一把的冲动，因为这个金额恰好在一个临界值附近，只要再多个50%，甚至哪怕再多个30%，就能凑够一个小户型上车盘（指总价低的商品房）的首付了，尤其是当前上海房市难得低迷的背景下。——这种似乎触手可及的希望，压的张磊几乎喘不过气。

张磊决定咬牙一搏。他找了几家他认为风险比较小的P2P平台，把所有的资金都投了进去。而且他清晰地知道，时间越长变数越大。那么控制风险的“最好手段”，就是加大金额、缩短时间暴露。他开始借助自己优质的信用背景，选择性地借了一些低息消费贷款，还找了一些老乡亲友借钱，继续投入P2P，去吃这里面的利差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张磊紧张的整夜睡不着觉，但是他不停地去刷新各种论坛，试图把握住任何迹象，复制他之前的成功。太紧张的时候，他会浏览房产中介APP里心仪的房子来放松自己，并畅想有了自己和未婚妻小窝的未来。

没想到的是，命运没有动一枚棋子，而是抓起棋盘向他劈头盖脸砸过来。

他认为最稳妥也是投的最多的一家P2P平台，爆雷了。这完全超出了张磊的预期，“我没想过上市公司的平台也会这么轻易就爆雷”。

走投无路之下，他想办法联系到了我，我赶紧给他介绍了我相识的几个记者和律师朋友。又赶上一次上海出差的机会，我去找他吃饭。

在火锅和香烟的蒸汽环绕下，憔悴的张磊有点拘谨地讲述他觉得可能有价值的细节和疑点，包括事后维权群里和论坛上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。我和一位记者朋友帮着把一些细节给梳理清楚，尤其是那些近期压力很大的消费贷。所幸的是，张磊没有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还有几个相对金额较小的平台还未爆雷，赎回后能把现金流顶上。

我问他，未婚妻是否知道这个情况，张磊犹豫了一下，摇头，说包括家人也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掰着指头给我数向老乡亲友借了一共多少钱。

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：以张磊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逐步走上了社会的中坚岗位，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笔积蓄，但是近几年以P2P、消费贷为代表的伪创新，却瞬间榨干了这些年轻人所有的现金流，把一个典型中产的嫩芽彻底扼杀，在高房价、消费前置等各种焦虑频发的大背景下。

要知道，中产阶层一直是“小康社会”这个提法的核心基石。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·摩尔，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，都曾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当前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内需之时。

最后我有点坐不下去，又吃了几口后，起身告辞，并答应如果我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及时交流。张磊赶紧擦着手站起来，然后从脚底下拿出来几个包裹，塞到我们手里，说是家乡的特产，一些鱼鲜干货，一定要收下。

我这才想起来，张磊的家乡是以渔业著称，家里长辈很多也是风吹日晒的渔民，终于出了他这个大学生。

在火锅的蒸汽下，张磊的身影变得有点模糊。

——2019年7月下旬，上海监管分批约谈辖内P2P平台，结果大概率是转型或清退。截至最新数据，全国已有合计10个省市宣布取缔辖区内所有网贷平台。

（二）

在张磊提到的几个借款人名字中，其实有一个人的名字我特别熟悉，那就是厉建国厉总。

厉总是温州永嘉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之一，他出身贫寒，父亲是当地的杂工，母亲则是帮人缝补补贴家用。这个地方以前是号称“八山一水一田”的贫瘠之地，后来倒逼许多本地人外出甚至出国打工，最终成为侨乡反而更接近于机缘巧合。

不过随着一些外出打工的人把一些信息和技术带回本地，这里诞生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出口型家族作坊，他们恰好赶上了中国出口红利的爆发期，第一代万元户因此而诞生。但是和其他人想象不一样的是，由于当地文化和语言的特殊性，以及艰苦环境所培养的互助氛围，使得大家更愿意去分享这些致富门路。

这片土地上频繁出现某一家因为某一个产业致富，然后带动全村甚至全镇都开始复制这个产业，最终实现规模效应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奇迹。厉建国也不例外，他读到初二就辍学了，之前打过零工，后来在一家主攻出口的作坊里学了手艺，每天白天干活晚上琢磨工艺，最后自己出来做了企业，继续主攻纽扣和拉链。

后来包括厉总的企业在内，整个桥头镇生产的纽扣，一度占到全国份额的90%，全球份额的60%。有一篇文章曾提到：“一个一个纽扣挣一分，一个打火机挣一毛，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攒出来的。”讲的就是这里的故事，不过有一个细节说错了，是一个纽扣才赚1厘钱，哪有赚1分钱那么多的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厉建国和妻子都是自己扛着一袋袋纽扣往货车上装，和工人干一样的活，吃一样的饭。后来慢慢做大了，也有了一些身价。厉总自己没机会读书，又吃过苦，就想着不能让孩子们也这样，后来经人介绍，也设了一个类似于奖学金的项目，去资助当地高中“农村班”的一些学生。

想来这很可能是张磊认识厉总的契机。而我知道厉总的情况，则是因为家父曾经采访过他，以及另一个后面会谈到的契机。

但是随着厉总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一个问题开始浮现——利润越来越薄。因为这个行业，天然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生意，即是劳动密集型、又难产业升级，“总不能每个纽扣上都装个芯片搞什么物联网吧”。

厉建国也想过转型或者多元化发展，请咨询公司做过专题，上过高价的总裁班，买过许多大佬的自传。但是说远比做容易，并不是每一个行业都能轻松升级或者转型的。这也是一个神奇的现状：在中国，有无数没有做过实业的导师在教育那些一穷二白起家的企业家，不转型不升级一定会死这种绝对正确的真理，但却无法提供切实有效的实施途径和操作思路。

天底下不是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一定适合转型升级的，当厉总刚刚想明白这一点，2008年金融危机就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了，最先感受到寒冬的就是这一批出口型企业，而且他们很难受到后面四万亿（基建为主）的直接浸淫。

原本就两三个点的净利率，一下子就被打到负值，厉总身边甚至出现了从2%跌到-10%的极端案例，这意味着过去4-5年都白干了，但是为了现金流和客户维系又不能轻易停产，老板进退维谷。

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，往往"厂房、设备和物料：职工工资：各项税费：银行利息”之间是“5：4：3：2”的关系，而企业利润经常连“1”都到不了，说人话的话，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给地产、税务和银行打工。当然如果丢掉订单那就变“0”了。

厉总的一些老板朋友已经萌生退意，无巧不成书的是，为了完成四万亿相关的信贷任务，平时高高在上的银行们，竟然主动登门拜访他们，请求他们来贷款。厉总也曾碍于人情，参加了几场银行组织的饭局，包括他在内，当时在场的所有企业家都被硬塞了千万量级的贷款指标，这是放在现在很难想象的场景。

不过银行可没那么笨，他们提出了一个附加增信条件：联保。这个日后毁灭性的条款，当时没有引起在座任何一个企业家的重视，因为在崇尚民间信用的温州而言，这要求并不稀奇。

当主业难以赚钱，转型升级艰难，而手里又多了一大笔现金，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——房地产。2006至2011年，温州市区商品房均价从8045元一路上涨至34674元，房价涨幅稳居全国前三，里面大部分涨幅都是2009-2010年贡献的，而这又和四万亿的投放节奏高度相近。这种趋势甚至蔓延至外省，人称“温州炒房团”。

厉建国没敢学那些朋友，用之前拿到的银行贷款、用厂房作抵押贷款去炒房，更别提用民间借贷来当首付款进一步加大杠杆了。在这波房产牛市中，他只敢给还在读高中、未来计划出国的儿子买了一套均价5万元的婚房，而那时上海市区房价仅为3万元左右。

——当时很多人通过炒一年房，赚到了厉总辛苦经营十几年的利润，这让他在内的许多实业家百味交杂，整个当地经济都在加速“脱实向虚”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2011年1月，“国八条”发布，紧跟其后的3月，温州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限购政策：明确规定2011年3月14日后，只允许新购一套商品房，而且房屋无论买后是否卖掉，都不能再购。

市场疯狂戛然而止，温州市区房价两年时间就下跌了30%~50%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当地开始爆发民间借贷危机，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纷纷断裂，里面的内含关系开始变得清晰。据统计，在“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”中，40多家制造业企业，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。

起初，厉建国并不是特别担心，他并没有跟风去炒房，也没有把厂房卖掉去做地产商。但是他很快发现了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：“联保”这个增信政策，把所有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

最早是那些最激进的“老高”逐个失去音讯，然后一些为其联保的企业和个人被牵扯在内，银行开始保全资产和抽贷限贷，而这些相对稳健的企业和个人又将其他更为保守的联保企业拖下水，最终导致了全行业全体系的信用极度收缩。

事实上，由于银行“晴天借伞雨天收伞”的本能，最后实际上是由那些没有参与炒房的人们在为炒房客买单。

这个信用收缩的漩涡是能形成自我扩大和深化的，尤其是当时温州民间信贷的规模有6000亿元，而GDP仅为3000亿元的大背景下，几乎让人绝望。就连保守的厉总也几度陷于困境，不得已变卖了一部分资产才不至于让现金流断裂。

2012年3月28日，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，并给予了许多政策倾斜，才躲过了这一轮典型的“债务—通货紧缩”陷阱，将当时最高4.5%的不良率稳住了。

但是人心散了，并不会那么快就恢复的。厉建国在这场危机之后，慢慢地淡了做大企业的心思，也不愿意去投资转型，而是一点点地把订单转了出去，把厂子维持在一个自己偶尔去看一眼也能正常运转的状态。听我父亲说，厉总后来的朋友圈里，更多的是一些四处旅游的风景照了。

上天还是眷顾了这位不冒进的老人，正因为收缩了战线，即使在2018年这一轮残酷的去杠杆、“茶杯里的1929”下，厉总的实业并没有收到特别大的影响。但是在过完年后的今年，厉总毅然决定，将厂房和设备卖掉，还掉剩余的贷款，休息不干了。

我曾经问过厉总为什么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折腾不动了，也经不起他们再这么折腾了。这种事情有第一回第二回可以，但是经不起第三第四回了，过个小日子挺好的，就等儿子结婚生娒乐（温州话里孩子的意思）了。”

但是真正让厉总下定决心，清算退出实业的，是有一次和朋友吃饭突然发现：当时2008年参加银行饭局、被硬塞了贷款的企业，除了他和另外一个朋友，已经全部失踪或者破产倒闭了。

让人唏嘘的是，卖掉土地和宿舍的收益预期，竟然远大于企业过去几十年的经营收益。

——2020年1月1日，新年的第一天，央行宣布降准0.5个百分点，并表示该举措可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，特别是降低小微、民营企业融资成本。而“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”这个口号，已经前前后后喊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（三）

为什么我会对厉总的事情知道的如此清楚，这还要得益于我有一个深知他情况的线人——厉天齐小厉。

没错，小厉就是厉建国目前唯一牵挂的儿子，他去年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。其实关于小厉的传奇事迹也很多，比如当年他在高二时发现自己的高考情况不乐观，自己搜集信息，毅然选择到深圳转读A-Level，要知道深圳大部分的私立高中都是2002年后成立的，他算当时入读学校的第二批学生，最后考上了UCL（伦敦大学学院）。

在英国留学期间，厉天奇和绝大部分留学生一样，把兴趣从工科转向了金融。在读完金融硕士之后，小厉顺利回国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回国后的金融事业并不顺利，一方面是实习和校友资源不足，另一方面也在于市场情绪持续低迷。

此时恰好厉总在缩减产能，手里有了一些盈余资金，小厉在给我打了几次电话，问清楚了前后事宜后，就去收了一张牌照，把这些资金作为启动盘，一家地处杭州的新私募公司就此诞生。

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温州同样也是国内股票配资的发源地，但是发扬光大的主要在杭州和上海。——因为这两个城市，一个离互联网更近，一个离金融中心更近。配资里的温州模式，是相对老旧的围绕个人资金户的第一代模式；而后面崛起并促成2015年牛市和股灾的，是以银行资金为优先层、伞形信托为主体的第二代模式。

但是不管如何，温州当地炒股风格之彪悍，可见一斑。厉天奇在私募公司成立初期，也请了几个同为老乡的操盘手，个个据称都业绩亮眼，一年十倍不在话下。

“产品账户下来的那天晚上，我看了三遍《华尔街之狼》！”小厉在微信里兴奋地说道，他在大学期间也炒过股，那时创业板和题材股正如火如荼，收益不错。

2018年，上证综指下跌25%，创业板指下跌28%，小厉的分仓账户亏了35%，几个操盘手的账户由于有配杠杆，分别亏了60-70%不等。事后看，2018年是“打板策略”开始全面失效的首年。

小厉的父母非常担心，以至于找到我希望帮着开导一下小厉。结果还没等我去找他，2019年的大牛市就来了。

今年1-4月是鸡犬升天的全面行情，以至于某炒股软件甚至编了一个“爆雷指数”，因为当时越爆过雷、前期跌幅越显著的公司，涨的越凶。这风格就回到了小厉和操盘手的主战场，账户的表现极为优异，眼看就要把2018年的亏损全部找回来。

结果再次证明了命运女神其实是一个段子手，每天都在开玩笑。

4月之后，行情倒转急下，以康美康得新为代表的一批公司频繁爆雷，行情再次转向了白马股和龙头股。小厉他们回吐了大部分的盈利，而且稍有不慎就踩雷，收益则进一步向下滑落。

截至我最近一次和小厉交流，今年的整体收益又只剩20%的量级，这离弥补2018年的浮亏遥遥无期。而这种情况，其实并不是个例，因为在与许多券商交流过程中，我们多次确认，即使今年是上证上涨22.3%/深证上涨44.08%的大牛市，营业部层面依然只有50%左右的散户当年实现了盈利，甚至有10%左右的个体出现了-10%以上亏损。

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，因为2019年依然有935只股票下跌，占总数的24.8%。

连今年满心欢喜的公募基金也不例外，即使今年公募的整体收益情况位居历史前三的高位，但是也是堪堪弥补了2018年的亏损。比如2018年股票型亏损中位数25%左右，2019年中位数盈利35%左右。

1*0.75*1.35=1.0125。

我问小厉，接下来的打算如何，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想转型做FOF，尤其是老厉总的厂房和宿舍卖完后，这一笔才是大钱。

“这才是正道嘛，有机会要支持我们哦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知乎上经常有人问，家庭条件好坏的最大差异是什么，其中一个高票答案说得很精炼：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和选择权力。小厉的这一次试水，虽然失了数百万级别的资金，但是也借此梳理了投资框架，清楚了未来方向。

这相对于后面更大的体量的资金来说，是完全可控的成本。但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年轻人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这种成本。创业创新，并不适用于所有人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经历了一次全市场预期收益率回落的特殊时期，许多人从过去“没有个20%的收益别来找我”，到今天“8%的收益其实也可以接受”的转化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认知和生态。从这点上讲，过去几年火热的双创让大众认知了，创新创业并不是什么高成功概率的好事，而是九死一生的拼搏。

尤其是个体的失败，对个人对家庭的打击是极大的。这导致市场的估值体系，开始向头部企业集中，甚至间接导致了一级市场的低迷。

不过厉天齐后面的一个问题把我问倒了：

“风哥，股市既然如此强调行业集中度提升和龙头效应，那么很多小企业都是要被挤出市场的对吧？”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当前政策还在一直支持小微企业呢，关键还称风险可控，凭什么认为银行他们会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呢？”

“你知道的太多了。”

（四）

30年前，1999年《南方周末》的新年献词里说到：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，这种力量来自于你，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。

组成这个时代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农民的孩子、白手起家的老板、经历波折的海归，我们一起在这个时代里沉浮，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大浪已来，最终却发现是时代的巨浪推动我们上下。

在这个已经过去的2019年，请时代再爱我们一次。

不要再折腾我们了。

话题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