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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,请再爱我一次

 

和8谐音“发”这个暴发户数字不同,9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吉利数字。
 
在古代,9为阳数的极数,即单数最大的数,于是多用九这一数字来附会帝王,比如“九五之尊”、“九鼎”、“九卿”、“九品中正”等等,就连紫禁城的房屋也是九千九百九十间半。
 
过去的1989、1999、2009年,都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转机之年,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甚至早在1862年就提出了大名鼎鼎的朱格拉周期:“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”。
 
其实,九也和“韭”同音,客家孩子启蒙都要食韭菜,以表达对9的重视和喜爱。客家山歌曾唱到:"燕子含泥过九江,妹子送郎出外乡,九月九日种韭菜,两人交情久久长”。可惜的是在股市里,“韭菜”往往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寓意。
 
2019年,同样裹挟了我们这些普通人。
 
(一)
 
我从来没想过,会以这种方式接到高中学弟张磊的电话。
 
电话里的他,声音沙哑,说话一断一续,仿若瘫躺在枯竭池底的鱼儿,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在几句不着边际的寒暄过后,他问道:
 
“风哥,你认识的人多,那边……是不是认识管上市公司的朋友?或者上市公司里面的人?”
 
我大吃一惊,连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,张磊沉默了半天,然后告诉我,他被骗了,被骗走了所有的积蓄,这里面甚至包括他准备结婚用的礼金和同乡亲友的钱。
 
“我觉得我完了”,这是张磊在讲述他的经历中,反复重复的一句话。
 
张磊是我们当时同龄人里的天之骄子,他就读于当地最好的高中、最好的班,在班里的成绩也是非常靠前的。
 
张磊所在的快班或者说尖子班,当时在全国各地中学都普遍存在,名气更大一些的,是北京的“八少八素”和“人大附早培”。但是,我们高中的这个班有点特殊,它叫——“农村班”。
 
这里没有丝毫歧视的意思,之所以叫“农村班”,是因为这个班里的学子,都是从我们所在地级市市区以外的其他区域,包括县级市和村镇一级里拔尖选出来的,学习成绩最为优秀的一批学生。
 
每一轮期中期末考试,“农村班”从来不和我们普通班比成绩,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的可比性,班均分都能差20多分,在高考时是省内大几千名的差别。
 
张磊后来顺利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,不过家境普通的他,希望增加就业的筹码,又一路读了本校硕博,最后顺利地通过了公务员考试,入职了上海一个相对没那么热门的机关单位,还拿到了上海户口。
 
精打细算、踏实勤奋,这是身边人对他的评价,也是张磊能走出农村扎根上海的基石。
 
直到他遇见了未婚妻,从而对金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以后。
 
上海的房子贵么?很贵。贵到什么程度?贵到拿死工资的张磊不敢想象自己如何才能在上海买的起一套房,结婚生子,落叶生根。
 
根据张磊和我的叙述,在毕业后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理财,里面也包括了P2P。所幸的是,谨慎细心的他一直没有踩雷,往往在一些平台出现迹象之前就幸运的全身而退。
 
这使得张磊对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,而上海房价在2018年底更是出现了罕见的明显回调,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上海二手房价2018年12月出现了-2.7%的同比回落,为近5年以来的首次,张磊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曙光。他和家里人商量了下,把原本打算用来当作彩礼和置业的钱,都要了过来。
 
金额其实不大,几十万而已,但这已是张磊这一方所有的积蓄。
 
一向谨慎的他,突然第一次有了搏一把的冲动,因为这个金额恰好在一个临界值附近,只要再多个50%,甚至哪怕再多个30%,就能凑够一个小户型上车盘(指总价低的商品房)的首付了,尤其是当前上海房市难得低迷的背景下。——这种似乎触手可及的希望,压的张磊几乎喘不过气。
 
张磊决定咬牙一搏。他找了几家他认为风险比较小的P2P平台,把所有的资金都投了进去。而且他清晰地知道,时间越长变数越大。那么控制风险的“最好手段”,就是加大金额、缩短时间暴露。他开始借助自己优质的信用背景,选择性地借了一些低息消费贷款,还找了一些老乡亲友借钱,继续投入P2P,去吃这里面的利差。
 
最开始的时候,张磊紧张的整夜睡不着觉,但是他不停地去刷新各种论坛,试图把握住任何迹象,复制他之前的成功。太紧张的时候,他会浏览房产中介APP里心仪的房子来放松自己,并畅想有了自己和未婚妻小窝的未来。
 
没想到的是,命运没有动一枚棋子,而是抓起棋盘向他劈头盖脸砸过来。
 
他认为最稳妥也是投的最多的一家P2P平台,爆雷了。这完全超出了张磊的预期,“我没想过上市公司的平台也会这么轻易就爆雷”。
 
走投无路之下,他想办法联系到了我,我赶紧给他介绍了我相识的几个记者和律师朋友。又赶上一次上海出差的机会,我去找他吃饭。
 
在火锅和香烟的蒸汽环绕下,憔悴的张磊有点拘谨地讲述他觉得可能有价值的细节和疑点,包括事后维权群里和论坛上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言。我和一位记者朋友帮着把一些细节给梳理清楚,尤其是那些近期压力很大的消费贷。所幸的是,张磊没有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还有几个相对金额较小的平台还未爆雷,赎回后能把现金流顶上。
 
我问他,未婚妻是否知道这个情况,张磊犹豫了一下,摇头,说包括家人也不知道这个事情,然后掰着指头给我数向老乡亲友借了一共多少钱。
 
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不真实的眩晕感:以张磊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,通过自己的努力,逐步走上了社会的中坚岗位,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笔积蓄,但是近几年以P2P、消费贷为代表的伪创新,却瞬间榨干了这些年轻人所有的现金流,把一个典型中产的嫩芽彻底扼杀,在高房价、消费前置等各种焦虑频发的大背景下。
 
要知道,中产阶层一直是“小康社会”这个提法的核心基石。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·摩尔,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,都曾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,尤其是当前经济增长逐步转向内需之时。
 
最后我有点坐不下去,又吃了几口后,起身告辞,并答应如果我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及时交流。张磊赶紧擦着手站起来,然后从脚底下拿出来几个包裹,塞到我们手里,说是家乡的特产,一些鱼鲜干货,一定要收下。
 
我这才想起来,张磊的家乡是以渔业著称,家里长辈很多也是风吹日晒的渔民,终于出了他这个大学生。
 
在火锅的蒸汽下,张磊的身影变得有点模糊。
 
——2019年7月下旬,上海监管分批约谈辖内P2P平台,结果大概率是转型或清退。截至最新数据,全国已有合计10个省市宣布取缔辖区内所有网贷平台。
 
(二)
 
在张磊提到的几个借款人名字中,其实有一个人的名字我特别熟悉,那就是厉建国厉总。
 
厉总是温州永嘉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之一,他出身贫寒,父亲是当地的杂工,母亲则是帮人缝补补贴家用。这个地方以前是号称“八山一水一田”的贫瘠之地,后来倒逼许多本地人外出甚至出国打工,最终成为侨乡反而更接近于机缘巧合。
 
不过随着一些外出打工的人把一些信息和技术带回本地,这里诞生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出口型家族作坊,他们恰好赶上了中国出口红利的爆发期,第一代万元户因此而诞生。但是和其他人想象不一样的是,由于当地文化和语言的特殊性,以及艰苦环境所培养的互助氛围,使得大家更愿意去分享这些致富门路。
 
这片土地上频繁出现某一家因为某一个产业致富,然后带动全村甚至全镇都开始复制这个产业,最终实现规模效应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奇迹。厉建国也不例外,他读到初二就辍学了,之前打过零工,后来在一家主攻出口的作坊里学了手艺,每天白天干活晚上琢磨工艺,最后自己出来做了企业,继续主攻纽扣和拉链。
 
后来包括厉总的企业在内,整个桥头镇生产的纽扣,一度占到全国份额的90%,全球份额的60%。有一篇文章曾提到:“一个一个纽扣挣一分,一个打火机挣一毛,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攒出来的。”讲的就是这里的故事,不过有一个细节说错了,是一个纽扣才赚1厘钱,哪有赚1分钱那么多的。
 
最开始的时候,厉建国和妻子都是自己扛着一袋袋纽扣往货车上装,和工人干一样的活,吃一样的饭。后来慢慢做大了,也有了一些身价。厉总自己没机会读书,又吃过苦,就想着不能让孩子们也这样,后来经人介绍,也设了一个类似于奖学金的项目,去资助当地高中“农村班”的一些学生。
 
想来这很可能是张磊认识厉总的契机。而我知道厉总的情况,则是因为家父曾经采访过他,以及另一个后面会谈到的契机。
 
但是随着厉总的生意越做越大,一个问题开始浮现——利润越来越薄。因为这个行业,天然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生意,即是劳动密集型、又难产业升级,“总不能每个纽扣上都装个芯片搞什么物联网吧”。
 
厉建国也想过转型或者多元化发展,请咨询公司做过专题,上过高价的总裁班,买过许多大佬的自传。但是说远比做容易,并不是每一个行业都能轻松升级或者转型的。这也是一个神奇的现状:在中国,有无数没有做过实业的导师在教育那些一穷二白起家的企业家,不转型不升级一定会死这种绝对正确的真理,但却无法提供切实有效的实施途径和操作思路。
 
天底下不是所有的行业和企业都一定适合转型升级的,当厉总刚刚想明白这一点,2008年金融危机就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了,最先感受到寒冬的就是这一批出口型企业,而且他们很难受到后面四万亿(基建为主)的直接浸淫。
 
原本就两三个点的净利率,一下子就被打到负值,厉总身边甚至出现了从2%跌到-10%的极端案例,这意味着过去4-5年都白干了,但是为了现金流和客户维系又不能轻易停产,老板进退维谷。
 
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,往往"厂房、设备和物料:职工工资:各项税费:银行利息”之间是“5:4:3:2”的关系,而企业利润经常连“1”都到不了,说人话的话,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给地产、税务和银行打工。当然如果丢掉订单那就变“0”了。
 
厉总的一些老板朋友已经萌生退意,无巧不成书的是,为了完成四万亿相关的信贷任务,平时高高在上的银行们,竟然主动登门拜访他们,请求他们来贷款。厉总也曾碍于人情,参加了几场银行组织的饭局,包括他在内,当时在场的所有企业家都被硬塞了千万量级的贷款指标,这是放在现在很难想象的场景。
 
不过银行可没那么笨,他们提出了一个附加增信条件:联保。这个日后毁灭性的条款,当时没有引起在座任何一个企业家的重视,因为在崇尚民间信用的温州而言,这要求并不稀奇。
 
当主业难以赚钱,转型升级艰难,而手里又多了一大笔现金,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——房地产。2006至2011年,温州市区商品房均价从8045元一路上涨至34674元,房价涨幅稳居全国前三,里面大部分涨幅都是2009-2010年贡献的,而这又和四万亿的投放节奏高度相近。这种趋势甚至蔓延至外省,人称“温州炒房团”。
 
厉建国没敢学那些朋友,用之前拿到的银行贷款、用厂房作抵押贷款去炒房,更别提用民间借贷来当首付款进一步加大杠杆了。在这波房产牛市中,他只敢给还在读高中、未来计划出国的儿子买了一套均价5万元的婚房,而那时上海市区房价仅为3万元左右。
 
——当时很多人通过炒一年房,赚到了厉总辛苦经营十几年的利润,这让他在内的许多实业家百味交杂,整个当地经济都在加速“脱实向虚”。
 
但是好景不长,2011年1月,“国八条”发布,紧跟其后的3月,温州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限购政策:明确规定2011年3月14日后,只允许新购一套商品房,而且房屋无论买后是否卖掉,都不能再购。
 
市场疯狂戛然而止,温州市区房价两年时间就下跌了30%~50%。几乎与此同时,当地开始爆发民间借贷危机,一些中小企业资金链纷纷断裂,里面的内含关系开始变得清晰。据统计,在“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”中,40多家制造业企业,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。
 
起初,厉建国并不是特别担心,他并没有跟风去炒房,也没有把厂房卖掉去做地产商。但是他很快发现了,覆巢之下无完卵:“联保”这个增信政策,把所有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
 
最早是那些最激进的“老高”逐个失去音讯,然后一些为其联保的企业和个人被牵扯在内,银行开始保全资产和抽贷限贷,而这些相对稳健的企业和个人又将其他更为保守的联保企业拖下水,最终导致了全行业全体系的信用极度收缩。
 
事实上,由于银行“晴天借伞雨天收伞”的本能,最后实际上是由那些没有参与炒房的人们在为炒房客买单。
 
这个信用收缩的漩涡是能形成自我扩大和深化的,尤其是当时温州民间信贷的规模有6000亿元,而GDP仅为3000亿元的大背景下,几乎让人绝望。就连保守的厉总也几度陷于困境,不得已变卖了一部分资产才不至于让现金流断裂。
 
2012年3月28日,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,并给予了许多政策倾斜,才躲过了这一轮典型的“债务—通货紧缩”陷阱,将当时最高4.5%的不良率稳住了。
 
但是人心散了,并不会那么快就恢复的。厉建国在这场危机之后,慢慢地淡了做大企业的心思,也不愿意去投资转型,而是一点点地把订单转了出去,把厂子维持在一个自己偶尔去看一眼也能正常运转的状态。听我父亲说,厉总后来的朋友圈里,更多的是一些四处旅游的风景照了。
 
上天还是眷顾了这位不冒进的老人,正因为收缩了战线,即使在2018年这一轮残酷的去杠杆、“茶杯里的1929”下,厉总的实业并没有收到特别大的影响。但是在过完年后的今年,厉总毅然决定,将厂房和设备卖掉,还掉剩余的贷款,休息不干了。
 
我曾经问过厉总为什么,他的回答是:“我折腾不动了,也经不起他们再这么折腾了。这种事情有第一回第二回可以,但是经不起第三第四回了,过个小日子挺好的,就等儿子结婚生娒乐(温州话里孩子的意思)了。”
 
但是真正让厉总下定决心,清算退出实业的,是有一次和朋友吃饭突然发现:当时2008年参加银行饭局、被硬塞了贷款的企业,除了他和另外一个朋友,已经全部失踪或者破产倒闭了。
 
让人唏嘘的是,卖掉土地和宿舍的收益预期,竟然远大于企业过去几十年的经营收益。
 
——2020年1月1日,新年的第一天,央行宣布降准0.5个百分点,并表示该举措可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,特别是降低小微、民营企业融资成本。而“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”这个口号,已经前前后后喊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 
(三)
 
为什么我会对厉总的事情知道的如此清楚,这还要得益于我有一个深知他情况的线人——厉天齐小厉。
 
没错,小厉就是厉建国目前唯一牵挂的儿子,他去年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。其实关于小厉的传奇事迹也很多,比如当年他在高二时发现自己的高考情况不乐观,自己搜集信息,毅然选择到深圳转读A-Level,要知道深圳大部分的私立高中都是2002年后成立的,他算当时入读学校的第二批学生,最后考上了UCL(伦敦大学学院)。
 
在英国留学期间,厉天奇和绝大部分留学生一样,把兴趣从工科转向了金融。在读完金融硕士之后,小厉顺利回国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回国后的金融事业并不顺利,一方面是实习和校友资源不足,另一方面也在于市场情绪持续低迷。
 
此时恰好厉总在缩减产能,手里有了一些盈余资金,小厉在给我打了几次电话,问清楚了前后事宜后,就去收了一张牌照,把这些资金作为启动盘,一家地处杭州的新私募公司就此诞生。
 
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温州同样也是国内股票配资的发源地,但是发扬光大的主要在杭州和上海。——因为这两个城市,一个离互联网更近,一个离金融中心更近。配资里的温州模式,是相对老旧的围绕个人资金户的第一代模式;而后面崛起并促成2015年牛市和股灾的,是以银行资金为优先层、伞形信托为主体的第二代模式。
 
但是不管如何,温州当地炒股风格之彪悍,可见一斑。厉天奇在私募公司成立初期,也请了几个同为老乡的操盘手,个个据称都业绩亮眼,一年十倍不在话下。
 
“产品账户下来的那天晚上,我看了三遍《华尔街之狼》!”小厉在微信里兴奋地说道,他在大学期间也炒过股,那时创业板和题材股正如火如荼,收益不错。
 
2018年,上证综指下跌25%,创业板指下跌28%,小厉的分仓账户亏了35%,几个操盘手的账户由于有配杠杆,分别亏了60-70%不等。事后看,2018年是“打板策略”开始全面失效的首年。
 
小厉的父母非常担心,以至于找到我希望帮着开导一下小厉。结果还没等我去找他,2019年的大牛市就来了。
 
今年1-4月是鸡犬升天的全面行情,以至于某炒股软件甚至编了一个“爆雷指数”,因为当时越爆过雷、前期跌幅越显著的公司,涨的越凶。这风格就回到了小厉和操盘手的主战场,账户的表现极为优异,眼看就要把2018年的亏损全部找回来。
 
结果再次证明了命运女神其实是一个段子手,每天都在开玩笑。
 
4月之后,行情倒转急下,以康美康得新为代表的一批公司频繁爆雷,行情再次转向了白马股和龙头股。小厉他们回吐了大部分的盈利,而且稍有不慎就踩雷,收益则进一步向下滑落。
 
截至我最近一次和小厉交流,今年的整体收益又只剩20%的量级,这离弥补2018年的浮亏遥遥无期。而这种情况,其实并不是个例,因为在与许多券商交流过程中,我们多次确认,即使今年是上证上涨22.3%/深证上涨44.08%的大牛市,营业部层面依然只有50%左右的散户当年实现了盈利,甚至有10%左右的个体出现了-10%以上亏损。
 
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,因为2019年依然有935只股票下跌,占总数的24.8%。
 
连今年满心欢喜的公募基金也不例外,即使今年公募的整体收益情况位居历史前三的高位,但是也是堪堪弥补了2018年的亏损。比如2018年股票型亏损中位数25%左右,2019年中位数盈利35%左右。
 
1*0.75*1.35=1.0125。
 
我问小厉,接下来的打算如何,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想转型做FOF,尤其是老厉总的厂房和宿舍卖完后,这一笔才是大钱。
 
“这才是正道嘛,有机会要支持我们哦”,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 
知乎上经常有人问,家庭条件好坏的最大差异是什么,其中一个高票答案说得很精炼: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和选择权力。小厉的这一次试水,虽然失了数百万级别的资金,但是也借此梳理了投资框架,清楚了未来方向。
 
这相对于后面更大的体量的资金来说,是完全可控的成本。但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年轻人,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这种成本。创业创新,并不适用于所有人。
 
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经历了一次全市场预期收益率回落的特殊时期,许多人从过去“没有个20%的收益别来找我”,到今天“8%的收益其实也可以接受”的转化,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认知和生态。从这点上讲,过去几年火热的双创让大众认知了,创新创业并不是什么高成功概率的好事,而是九死一生的拼搏。
 
尤其是个体的失败,对个人对家庭的打击是极大的。这导致市场的估值体系,开始向头部企业集中,甚至间接导致了一级市场的低迷。
 
不过厉天齐后面的一个问题把我问倒了:
 
“风哥,股市既然如此强调行业集中度提升和龙头效应,那么很多小企业都是要被挤出市场的对吧?”“是的。”
 
“那么,为什么当前政策还在一直支持小微企业呢,关键还称风险可控,凭什么认为银行他们会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呢?”
 
“你知道的太多了。”
 
(四)
 
30年前,1999年《南方周末》的新年献词里说到: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,这种力量来自于你,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。
 
组成这个时代的,是我们每一个人,无论是农民的孩子、白手起家的老板、经历波折的海归,我们一起在这个时代里沉浮,自以为属于自己的大浪已来,最终却发现是时代的巨浪推动我们上下。
 
在这个已经过去的2019年,请时代再爱我们一次。
 
不要再折腾我们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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